金蝶精斗云 他是千千万万温州商人中的一员：没有知识，缺少资本，年纪轻轻就远走他乡，在囚徒般的艰辛中一点点把生意做大。在巴黎，他同无数的温州人一起演绎了一个现代版的成吉思汗传说：攻城略地，无往不胜。
然而，在他神奇和风光的经商魅影背后，更多的则是“吃尽天下苦”的辛酸；财富的积聚让他快乐，也让他迷惘；他感到了自己的病痛，更摸到了自己的软肋……
2004年5月，刚从巴黎归国的温州商人——巴黎飞天皮具公司总经理张远亮在深圳接受了本刊特约记者的专访。以下是他的口述实录——
足足几年没见过巴黎的阳光
我的身世和国内的“温州首富”、德力西集团老总胡成中有几分相似——没读过多少书，做过裁缝小学徒。只是胡出生在裁缝之家，我出生在农民家庭。我有5个兄弟姐妹，我是老大，家里当时的贫穷现在想起来依旧让人辛酸。我们5兄妹长年累月挤在一间20平方米的小屋子不用说，因为买不起鞋，冬天我还经常打赤脚。尽管我当时学习成绩非常好，但读到初一我就主动辍学了。当时，许多邻里和同乡开始外出做工赚钱，强烈改变生存状态的愿望使我毅然地加入了这场外出的淘金之旅。
我开始在温州城里一家店里跟人学裁缝，后来给一家家庭作坊式的服装店做小工。1985年，我随一位朋友去了法国巴黎，在罗马火车站出口附近的一家温州人开的皮包店做工。
我之所以选择巴黎纯属朋友的介绍。那时我们满脑子都是赚钱的欲望，而既然有朋友牵线，巴黎就巴黎，哪里都不是为了钱和生存？这种简单的念头竟给了我无畏的勇气。我们那批去法的温州人很多，身份也各异：工人、会计、农民、手工业者、个体商人。那时几乎要借钱买机票的境况，注定了我们无一例外地要从皮包厂和餐馆的苦工做起。这是当时华人仅有的两档生意———规模不大，经营状况良好。
因为以前没做过皮包，开始不会用机器，我便从粘胶水开始学。在这个只有十来个人的小皮包店里，许多新来的同事都和我一样：一切从头学起。但我们几乎无一例外地都非常可靠和卖力。所有工人每天都是15个小时做工，那时想着比住监狱的人还有些自由，也就扛过去了。朝九晚五的国内人是绝对无法想象我们的艰辛的。我刚到巴黎时，有整整5年的时间没见过太阳，早晨天没亮开始做工，晚上上了法语课以后还要做工。我至今都记得那个场景：夜里12点多了，我拎着饭盒收工回家，常常与其他同乡在街头碰到，大家只是疲惫地互相点点头，然后擦肩而过。
但我们都把自己当成囚徒，所以看不见巴黎的太阳也没关系。一次我因为劳动时间过长晕倒在机器旁，一位年长的工友扶起我说：“我们温州人是青蛙，在水里会叫，在岸上会跳，这点苦算什么！”不服输的心理支撑下，我只喝了口水又毅然坐到了机器前。在这种囚徒般的艰辛中，我很快就学得一副绘图、剪裁的好身手。到后来我做皮包速度之快，在巴黎同乡里都出了名。
几年之后，因为积累了一定的资金和技术，我搬到了塞纳河边的“寺庙街”，开起了属于自己的小店——飞天皮包厂。我的创业在当时看来顺理成章。在所有人都有了小小的手艺和资金积累之后，温州人最乐于称道的群体抱团的优势就显现出来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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